先来说说时代的坐标，今天我们在座的一位主任的儿子18岁，要考大学了。虽然，高考对我来说，已经过去了许多年。但现在想起来，还是有一种胆战心惊的感觉。在座的各位也都是经过高考的鏖战了。记得当时要考大学了，我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。我想去学电影导演，而我父亲不愿我去从事艺术。我对社会学、历史学感兴趣，想去学历史。我父亲就问我：那你毕业后，打算去做什么工作呀?经过许多的犹豫和彷徨之后，我父亲最终帮我做了一个决定。他说：你还是去学英语吧。中国正在改革开放，正在逐渐与世界融合。无论将来在哪个领域，英语都会成为一个有用的工具。而且等到你再成熟一点之后，还可以有进一步选择的自由。这样，当时我就选择了去北外学英语。但是我越来越感觉到，外语绝对不仅仅是一种工具，她让你得到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，甚至是让你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。 我在接到这次演讲的邀请后，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了一下梳理。发现其实我一直在做的就是一件事：做一个沟通者，一个中国文化与外部世界的一个沟通者。如果大家还记得《正大综艺》的话，就会对9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有一个大致的认识。也许那时大家都还小。那个时候，决大多数的国人都没出过国。但是看看现在发展多快啊!正如余华在《兄弟》一书的最后所说：别的国家四百年的经历，我们却在四十年就全部经历了，这是一个被压缩的历史过程。那么这个过程当中，人们对外部世界的需求，就不仅仅是《正大综艺》时，那些走马观花啊，去看看人家厨房是什么样子?去看看人家在吃什么、穿什么?而更多的是对外部世界一种更深层次的需求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我开始从做旅游类、综艺类的节目去开始做人物的访谈。从98年到现在，我已做过四百多位国际知名人士的访问了。我想这个过程也是中国不断加深了她与世界的融合程度，也是西方世界和外部世界对中国逐渐加深了解的过程。这一过程其实在我的节目中也能反映出来。
说到英语，还有一个小插曲，当时，我在考《正大综艺》时，虽然我既不是广院，也不是艺术院校毕业的，但却占了一个便宜。就是当时制片方要找一个懂点英语的主持人。经过了七轮的竞争，到进入最后一轮决赛时，就剩下我和另外一个女孩子了。要求我们在门口准备五分钟，准备用英语介绍自己和讲讲为什么喜欢这个节目。若干年后，当时的制片人，也就是对我有知遇之恩的辛少英导演与别人谈起那段往事。说：当时杨澜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的就是，虽然当时每个女孩子非常希望自己得到那个主持人的位置，而且每个人只有三分钟的时间准备，但我路过时，发现杨澜还在辅导另外那个女孩子的英文。所以当时就觉得这个女孩很特别。其实当时我很自信，心想，我是学英语出身，别人在英语上有些地方没搞清楚，我就帮她准备几句。所以这些年来回头看看，我非常感谢父亲当年为我作出的这个决定。因此英语对我而言，不仅仅是个工具。利用它，我不仅可以做采访，搜集更多的资料，更让我进入一种文化的比较，对于不同世界的一种比较。
这种体验在我代表北京做奥运陈述时，感觉尤其强烈。记得当时在莫斯科，那天中午大家都比较紧张。虽然大家都觉得很有希望，但总怕有什么闪失。后来许多人问我，杨澜你当时紧张不紧张?说实在的，我只是在进入大厅前，有点紧张，手心有点冷汗，但当何振梁先生宣布，该我做陈述了，我突然感觉特别放松，这我在做主持都很少见。当然，我也是嘟囔很多遍了，准备的应该没问题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这儿说，也不等待他们对我的评价，而是我有话要告诉对方，而且这对于他们很重要。所以也就是这一心态，把紧张、生怕自己出错、患得患失这些，给压过去了。专心于把我们想说的话，传递给了这个世界。
